[67]参见屠振宇：《宪法隐私权研究：一项未列举基本权利的理论论证》，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

全国人大的一切行动不可能完全地按预设的列举职权进行归类，一个行为或一项决定可能会涉及到多种权力的行使，因此可能涉及多个职权条款。通过积极界定，可以将在宪法列举职权中无法容纳而又具有远景性、总体性的重大事项决定，宪制改革试验，填补宪法未预见的制度空白等作为行使兜底职权的可能情形，为全国人大应对新问题提供宪法依据，保证其权力行使的规范性和正确性。

需要明确的是，立法权作为一项宪法列举职权，当全国人大的立法性决定在列举职权的文义射程范围内时，就不应当归入兜底职权，二者关系容易被混淆，基于规范主义立场有必要予以澄清。二是根据国家权力配置的功能适当原则，属于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作出决定进行统筹安排的事项。参见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7页。在人大的实践中，设立筹备组代行职权并非首次，何以唯此称之为创制性安排？如在1997年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作出了《关于成立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的决定》，筹备组负责主持选举和召集会议的职权行使。第二，可以归入《宪法》第62条列举职权的，以及宪法和法律其他条款分散列举的全国人大职权的，不应当以兜底职权之名行使。

[9]参见李忠夏：《航空安全法案》，载《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57-259页。[56]肖蔚云著：《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马克思对于共同体成员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评论道：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

这是自第一部成文宪法——1787年美国宪法就已确立的宪法基本精神与价值内核。宪法的两种属性决定了宪法实施方式的多样化。[9]实际上，宪法实施所强调的，是将宪法规范中抽象的权利（权力）义务（职责）关系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生动、具体的权利（权力）义务关系。可以展望的是，随着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的健全，宪法的法律属性愈发得到强调，宪法作为法规范的直接实施会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

第三，宪法中总体的权利义务结构对于国家机关而言是义务本位，对于公民而言则是权利本位。如此一来，宪法实施完全可以通过法律实施得以实现，宪法实施就会成为冗余的概念。

[8]参见沈春耀：《全面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载《中国人大》2018第7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通过完备的法律推动宪法实施，保证宪法确立的制度和原则得到落实。而法律则主要实现指引行为、定分止争、维护秩序之功能。宪法实施侧重于宪法实施主体的积极作为，强调由抽象的规范转化为具体的社会现实。

结语宪法实施和法律实施都是将规范应用于事实，共享以执行、遵守等方式将纸面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转化为现实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实施方式与机制。[30]参见谢宇：《立法实施能够全面实施宪法吗——对我国宪法实施模式的反思与完善》，载《法学评论》2023年第1期。有学者认为，法律监督实际上也属于法律适用，因此法律的遵守、法律的执行和法律的适用，在横向维度构成法律实施这个范畴的主要内容。[17]此种观点的确有一定道理，法律监督并不是游离在司法之外的活动，法律监督功能与诉讼制度的自纠功能存在重叠关系。

如上文所分析的，国家机关实施宪法的方式涵盖了宪法遵守、宪法执行，是主要的宪法实施主体。其次，我国宪法受到苏联宪法以及苏联国家法学说的理论和实践双重影响。

因此一旦进入到某个具体的事实情形便会有不同原则在适用上的竞合。[2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17页。

但无论采取何种分析路径与理论立场，都无法否认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其首先与适用范围内社会成员的行为产生最为直接和紧密的联系。[63]参见韩大元：《论宪法权威》，载《法学》2013年第5期。一是因为法律实施之规范前提的法律缺失和法律实施自身的固有缺陷，二是由于宪法的二元属性和规范内容的多元性决定了宪法实施路径除法律实施之外还存在宪法的直接实施和政治化实施，三种实施路径呈现并立的态势。宪法相对于国家权力具有先定性，国家机关的职权来源于宪法的赋予，国家机关并不享有任何宪法规定以外的职权。另外，我国宪法规定了大量的基本国策条款、国家目标条款、国家任务条款，以及对于诸多事项都通过依照法律规定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等表述针对相关事项进行立法委托。[12]参见王红霞：《论法律实施的一般特性与基本原则——基于法理思维和实践理性的分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4期。

法律实施不等于宪法实施，法律实施也不是宪法实施之全部。[60]其实，这就是宪法与法律在性质、功能承担和首要价值目标上的区别给实施层面带来了重心上的不同。

 注释:[1]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3页。此外，立法的实用主义倾向以及多数规则固有的制度瑕疵和运行缺陷等原因，也会导致立法者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宪法赋予的立法义务，从而造成立法缺失。

学者们对宪法适用是否属于宪法实施的范畴存在争议。而主观因素则是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能否最大程度地降低法律自身的局限性带来的不利影响，能否遵循立法活动的内在规律、能否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能否反映人民意志和利益。

在效力位阶上，得到宪法确认的权利取得了对抗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效力，未得到宪法确认、仅仅以法律为保障的权利则仅能对抗行政权和司法权。在这个过程中，宪法的正当性、功能与价值被全体社会成员充分感受并在此基础上升华为对宪法的尊重、认同和信仰。[41]参见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39]参见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发展》，载《法学论坛》2018年第5期。

[16]参见史永平：《什么是法律实施——兼及相关概念之法理辨析》，载《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笔者认为，发挥宪法在立法中的核心功能地位，制定体现宪法精神、具体化宪法原则和规范的法律，并通过法律实施推动宪法实施的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宪法实施的效果和质量并不完全依靠法律实施来保证的。

张峰振：《论宪法保留》，载《政法论坛》2018年第4期。（二）法律实施不可等同于宪法实施虽然立法具体化是宪法实施的首要环节和基本途径，但将法律实施扩容让其等同于宪法实施的观点仍不可取。

[8]宪法执行是指国家机关直接依据宪法行使公共管理职能，而宪法遵守则是指一切宪法主体以宪法为行动指导原则，从而间接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的行为。在我国宪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具体表现为职权或权限。

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例如，基本权利立法内容存在重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轻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倾向，平等权规制的领域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言论自由缺乏实质性的保障措施，对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缺乏系统的公法性立法等等。[62]宪法实施的过程也是宪法权威得以树立的过程，反之宪法实施的持续推进需要宪法权威作为根本驱动力。[33]基本权利领域的立法缺失问题凸显。

主要论据在于，因为在我国宪法中将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一并规定在第三章国家机构的第八节，学界通常认为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都是司法机关，都行使司法权。二分法由于不能全面囊括法律实施在横向上的所有环节，因此并不具有妥当性。

在实证法体系中，宪法就是处于最高位阶的规范，规定着其他法律的生效程序、生效形式和具体权能，[49]成为法律的形式渊源。[57]宪法并不排除将来立法机关的日常立法工作，而要求有这种工作，宪法给这种机关将来的立法工作以法律基础，[58]这种观点论证了以大规模日常立法实施宪法的必要性。

（三）宪法的核心价值与最终目的是保障基本权利宪法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是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2]立法对于宪法精神、原则、规定的落实，最终仍然需要依靠这些法律的实施才能最终完成。